不過，對于以董寶珍為代表的反對意見，亦有投資者認為“有待商榷”，不能說中小投資者具備強烈的投機性，就利用各種門檻不讓其參與。“股票市場應該是一個公開的市場，本著盈虧自負的原則，任何人都應該擁有交易的權利，無論他們是出于投資還是投機的目的。”

不建議茅臺大比例拆股

相對于上述翟敬勇與董寶珍的觀點碰撞，同樣作為股東出席此次貴州茅臺股東大會的舟山秦川智庫研究中心總經理吳東勤則認為，對于當下貴州茅臺而言，適當送股其實是可以酌情考慮的。“例如，貴州茅臺可以實施10送2或者10送3，但是不建議實行大比例送股。”在吳東勤看來，A股市場很多優秀公司在對股份進行拆細之后，資金都會憑借高送轉利好推高股價進行炒作，但炒作之后股價很有可能就進入到了一種長期震蕩的走勢當中。“很多投資者認為大比例送股會惠及中小股東，如果炒作之后只剩一地雞毛，其實反倒是對中小投資者有百害而無一利。”

《紅周刊》記者梳理發現，貴州茅臺對于送轉股份其實并不陌生。數據顯示，自2002年上市以來，貴州茅臺一共實施過8次送轉方案。其中送、轉股均推行了4次，每次送股和轉增股本的比例都不大，送股一直維持在10送1的比例，轉增股除了在2006年推行過10轉10以外，其余年份再無大比例轉增。而且，通過計算貴州茅臺推行送轉方案后的股價表現不難發現，除了在2006年貴州茅臺推行高轉增股本時恰逢牛市行情使得公司股價單月漲幅達到20%以外，在其他推行小比例送轉的年份，貴州茅臺的股價均無太過耀眼的表現，甚至還出現過下跌——這也是吳東勤認為貴州茅臺可以考慮實施小比例送股的原因。

“如果將投資分為三個階段——賺低估的錢，賺成長的錢，賺泡沫的錢，那么當下的貴州茅臺已經身處第二階段，即經過了估值回歸之后，貴州茅臺進入到了業績與股價雙重正反饋的過程當中，在這個階段，大比例送轉所帶來的股價大幅波動會給此前一直堅定持有貴州茅臺的投資者造成困擾。”吳東勤對《紅周刊》記者表示，若貴州茅臺實施大比例送股，公司股價短期內必會被大幅推高，股價遠遠脫離內在價值的結果就是，接下來會有一批信奉價值投資的“鐵桿茅粉”棄貴州茅臺而去，這種股份拆細反而是對貴州茅臺和公司長期股東的一種傷害。“作為貴州茅臺的長期股東，我們更愿意看到公司股價隨著業績表現出現持續而穩健的上漲。”

由“不拆股”的巴菲特引發的思考

貴州茅臺是否應該拆細的問題引發了投資者廣泛討論，這不禁讓人想到全世界在反對拆股方面獨樹一幟的公司——伯克希爾·哈撒韋。目前，伯克希爾公司每股價格約29萬美元，折合人民幣約為186.43萬元。《紅周刊》記者了解到，在1964年巴菲特成為伯克希爾公司的控股股東之初，公司股價僅為每股16美元。伯克希爾如今能夠創出“天價”自然離不開巴菲特所堅持的“不拆股”理念。

其實，早在30多年前，伯克希爾·哈撒韋也同樣遭遇過“是否應該拆股”的抉擇，不少投資者競相爭論巴菲特為何選擇不拆股。而在1983年致股東的信當中，巴菲特回應稱：“如果我們要分拆股票或采取其他關注股價的行動，我們將吸引那些水平不及賣家的買家。”此后，巴菲特也不時會援引這句話。雖然包括谷歌、蘋果等公司都選擇了拆股，但巴菲特堅持認為拆股只能促進短線交易，而非讓股東長期持有。對此，巴菲特還曾親口保證：I would never split BRK stock(我永遠不會拆分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票)。

不過，隨著伯克希爾的股價一路走高，有兩點因素驅使巴菲特和伯克希爾董事會改變了想法：首先，一些股東想用伯克希爾股票增送給自己的親朋好友(合理避稅的一種方式)，但這種方式的免稅限額在1萬美元以內，但伯克希爾的每股價格早就已經超過上述限額;而更為重要的是，一些對沖基金已經制定了相關模型和策略，對伯克希爾股票的小部分進行購買并交易，換言之，此舉可以繞過伯克希爾的“天價”讓更多中小投資者投機。正是基于上述兩點因素，伯克希爾在1996年正式發行B股，價格為A股的1/30,2010年時，巴菲特對B股進行了一次拆細，比例為1/50，每股價格從3300多美元變為60多美元。

《紅周刊》記者了解到，巴菲特在2011年伯克希爾·哈撒韋股東大會上曾被問及伯克希爾是否會考慮對A類股進行拆股，巴菲特表示：“目前已發行了B類股票，這已經相當于拆股了，未來不太可能會再次拆股。”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伯克希爾B股的股價已經從2010年拆股時的67美元左右漲到每股194余美元。那么，未來當B股價格重新達到上千美元時，巴菲特是否會面臨再次拆股的需要?

其實，伯克希爾的非典型拆股路徑很難給貴州茅臺以指導。有投資者向《紅周刊》記者表示，價值投資者肯定會站在反對拆股的立場上，而趨勢投資者也一定會站在支持拆股的立場上，“前者賺價值成長的錢，后者賺投機的錢，不能說誰對誰錯，是大家的思考起點和落點不一樣。”因此，貴州茅臺拆股與否以及如何拆股真正考驗的是茅臺管理層的智慧。